从清末到五四，中国文化思想经历了由“中体西用”到“全盘西化”的转折。在这种历史氛围下，一批西式的绅士淑女应运而生，在中国文化思想舞台上独领风骚：胡适、丁文江、蒋梦麟、陈衡哲、徐志摩、林徽音、冰心、林语堂、陈独秀、鲁迅、郭沫若、郁达夫……可以说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西化精英，与他
与此相对应，一批前所未有的、洋味十足的“新中国人”在文学作品中闪亮登场：郭沫若笔下的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”的半人半神、古希腊式的抒情巨人，郁达夫的《沉沦》中那位终日沉浸于英国浪漫派诗人的世界，颇以尼采的超人查拉图是特拉自比的中国学子，鲁迅《头发的故事》中那个西服革履、挥动棍子驱逐愚民的Ｎ先生，徐志摩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中那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崇洋之情、几乎与美丽的“康桥”溶为一体的抒情主人公，冰心的《给小读者》里那位与美国文化风土似乎有天然亲和力的中国女子……其中，陈衡哲的《洛绮思的问题》特别值得一提。这篇小说从人物、背景到叙述方式，都彻底西化了，假如隐去作者的姓名，俨然是一篇地道的外国小说。然而，此作却是取材于中国留美学子的一段三角精神恋爱的插曲（夏志清认为，小说中的洛绮思和瓦德，原型就是陈衡哲和胡适，胡适这样说自己与陈衡哲的关系：“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”，“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，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舞。”胡适是小说初稿的最先阅读者之一，读后提了许多意见，经若干删改，成了后来的样子。参见夏志清：《小论陈衡哲》，《新文学的传统》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）。出于某种顾虑，作者隐去了主人公的中国人身份，将其换成美国大学教授“瓦德”和“洛绮思”。东方学子的生活与情感，就这样不露痕迹地消化在西方文化的密码程序中。
事情到了这个程度，中国人对“假洋鬼子”的态度和立场不能不发生重大变化，尽管此时，守旧势力仍然十分顽强，并且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节节胜利表现出更大的不安与焦虑，保守派领军人物林纾对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妖魔化，乞求“伟丈夫”平定乾坤的无奈想象，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在文言小说《荆生》里，林纾虚构了汉中伟丈夫荆生以雷霆万钧之怒，教训了三个以“禽兽之言”乱其“清听”的海归少年，使他们狼狈鼠窜的故事。三少年“一为皖人田其美，一为浙人金心异，一则莫钬，不知其何许人，悉新归自美洲，能哲学”，分别影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、陈独秀和钱玄同。然而，这除了证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，还能说明什么呢？总之，到了激进的海归知识精英领导历史潮流的时代，对“假洋鬼子”的态度和思路发生了根本逆转：既然“全盘西化”被视为惟一的救国之道，令人担忧的当然就不再是“以夷变夏”，而是能不能真正的“以夷变夏”；如果说此前对“假洋鬼子”的抨击是取“大中华”立场的话，那么如今对“假洋鬼子”的批判，就是站在“世界”（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）的立场，以“真洋鬼子”为标准，揭露其假冒伪劣的本质。
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正当五四精英全力以赴引进西方文化、抨击假冒伪劣的时候，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成了中国民众眼中的异类。于是，一个彼此错位的三岔口形成：中国民众眼中的“假洋鬼子”，是那些洋装短发、里通外国的汉奸；封建保守派眼中的“假洋鬼子”，是那批“以夷变夏”的士林败类；而西化精英眼中的“假洋鬼子”，则是那些不学无术、趋炎赴势、蝇营狗苟的文化泡沫。在这个错位的结构中，民众与封建保守势力结成同盟，使西化精英们陷于孤立的境地。
“假洋鬼子”一词首出鲁迅的自叙传小说《头发的故事》（１９２０年），记述一位名叫Ｎ的前辈先生在双十节那天对“我”发的牢骚，其中谈到清朝末年的剪辫之祸――
我出去留学，便剪掉了辫子，这并没有别的奥妙，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。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便很厌恶我；监督也大怒，说要停了我的官费，送回中国去。
不几天，这位监督却自己已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。去剪的人们里面，一个便是做《革命军》的邹容，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，回到上海来，后来死在西牢里。你也早已忘却了罢？
过了几年，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，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，只得也回到中国来，我一到上海，便买定一条假辫子，那时是二元的市价，带着回家。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，然而旁人一见面，便首先研究这辫子，待到知道是假，就一声冷笑，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；一位本家，还预备去告官，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，这才中止了。
我想，假的倒不如真的直截爽快，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，穿着西装在街上走。
一路走去，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，有的还跟在后面骂：“这冒失鬼！”“假洋鬼子！”
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，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，拼命的打了几回，他们渐渐的不骂了。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。
这件事很使我悲哀，至今还记得哩。我在留学的时候，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；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，人问他，你不懂话，怎么走路呢？他拿起手杖来说，这便是他们的话，他们好懂！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，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地自己也做了，而且那些人都懂了……
宣统初年，我在本地的中学做监学，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，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，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，如站在刑场旁边，其实并非别的，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！
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站在西化知识精英的立场，描写民众与所谓“假洋鬼子”冲突的小说，揭示了中国第一代西化知识精英与民众的悲剧性对立关系，抨击了民众的愚昧，与此前同类题材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鲁迅后来发表的《孤独者》（１９２５年），进一步发展了《头发的故事》，读了令人悚然。留学海归的魏连殳，因思想的异端、行为的特立独行而不容于Ｓ城，甚至连本家的人，都将他“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”，一个“吃洋教”的异类，魏连殳在封建保守势力的压迫打击下，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条件，最后只有以灵魂的麻痹，进而肉体的死亡求得彻底的解脱。孤独，是这位先觉者内心世界的最好写照。
然而，鲁迅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，一年以后，发表了《阿Ｑ正传》（１９２１年），其中又出现了“假洋鬼子”。然而此番登场的，不是Ｎ那样的海归文化精英，而是纨绔子弟钱大少爷。这次，鲁迅在批判愚昧麻木的阿Ｑ的同时，锋芒指向投机革命的钱大少爷。
《阿Ｑ正传》中，钱大少爷出现过三次。第一次，是革命风暴逼近未庄之前，阿Ｑ与他在路上撞见。从阿Ｑ眼里的假洋鬼子身上，也仍不难感受到作者对钱大少爷嘲讽的态度。鲁迅的高明在于，通过阿Ｑ的眼光，既揭示了中国人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排外心态和对现代文明的蒙昧，又画出了钱洋鬼子的外部特征，可谓一石二鸟。
第二次，革命风声刮到未庄，赵秀才闻风而动，主动与钱大少爷联手革命。这次是直接描写，不动声色的文字里包含巨大的杀伤力，让人看到了辛亥革命过程中触目惊心的另一幕：乡村的土豪劣绅与“新党”勾结，随心所欲地糟蹋革命。这里鲁迅只用一个细节：砸毁龙牌，抢走宣德炉，揭露了钱赵联手的这场“革命”的本质。
第三次，钱大少爷控制了未庄的局面，成了革命首领，而阿Ｑ想要革命却无门路，无奈中，只好去找钱洋鬼子“商量”――
钱府的大门正开着，阿Ｑ便怯怯的进去。他一到里面，很吃了一惊，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，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，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，手里是阿Ｑ曾经领教过的棍子，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，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。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，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。
阿Ｑ轻轻的走近了，站在赵白眼的背后，心里想招呼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叫他假洋鬼子固然不行的了，洋人也不妥，革命党也不妥，或者就应该叫洋先生了罢。
洋先生却没有见他，因为白着眼睛讲得正起劲：
我是性急的，所以我们见面，我总是说：洪哥！我们动手罢！他却总说道Ｎｏ?――这是洋话，你们不懂的。否则早已成功了。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。他再三再四地请我上湖北，我还没有肯。谁愿意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……
这是一幅绝妙的讽刺图，令人喷饭！时髦的假洋鬼子，露出了江湖术士的真面目，这场“革命”的闹剧性，由此得到清楚的揭示。
有人仅凭表面的某些相似，依据鲁迅的自传体小说《头发的故事》，断定钱大少爷是鲁迅的同类，鲁迅对钱大少爷是“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”，还认为是毛泽东“假洋鬼子不准阿Ｑ革命”的权威性论述，误导了人们对“假洋鬼子”的认识。如史建国《鲁迅与“假洋鬼子”》一文（载《书屋》２００４年７期）认为，受毛泽东一言九鼎的论断与周作人的旁证的影响，《阿Ｑ正传》中本来应当肯定的“假洋鬼子”，成了批判的对象。文章论证鲁迅与“假洋鬼子”的“同党”关系，主要证据是鲁迅自叙传色彩较浓的《头发的故事》与《阿Ｑ正传》中涉及钱大公子的一些描写，从同样的留日、剪辫、被安上“假洋鬼子”的骂名、拄洋手杖，得出《头发的故事》中的Ｎ就是《阿Ｑ正传》中的钱大少爷。基于此，作者大胆发挥：“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位钱大公子在当时即使算不上时代的精英，至少也应该是一位受到过现代思想浸染的新人，真心也好，投机也好，和阿Ｑ们相比，他更能理解革命的真谛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。”因此，他“理应进入鲁迅对现代知识分子描写的画廊”。这种看法完全无视文本自身的叙述，对鲁迅的思想也缺乏整体的把握。文学创作中，作家调动自己人生经历中的某个细节，化入对自己厌恶的人物的描写，本属正常，根本不能作为对号入座的依据，更何况《阿Ｑ正传》是一部严格意义的虚构小说，而《头发的故事》却是自叙传；而最重要的是，《阿Ｑ正传》中的钱大少爷与《头发的故事》中的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，如果说前者是投机革命的文化泡沫，那后者就是中西合璧的精英，时代的先觉者，两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。
在鲁迅笔下，讽刺此类“假洋鬼子”的描写时有可见，比如：不学无术的高老夫子模仿俄国大文豪高尔基的名字，将自己姓名改成“高尔础”（《高老夫子》）；穷得养不活妻儿，连张安静的书桌都不具备的文学青年，煞有介事地虚构西方式的“幸福的家庭”，享受铺有雪白台布的豪华午餐，而点的美味，却是中国的“龙虎斗”（《幸福的家庭》）；“流氓加才子”的叶灵凤的生吞比亚滋莱、活剥路谷虹儿（《上海文艺一瞥》）；留美博士陈焕章的“孔门理财学”博士论文（《致台静农》）；还有道学家四铭购买高级洋皂背后的龌龊心理（《肥皂》）……在《杂论管闲事》一文里，鲁迅这样写道：“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，多多了，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，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，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。”对留学生回国后的充大，鲁迅更是反感，吴稚晖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：留学生好比是面筋到西洋那大油锅里去一泡，马上就蓬蓬勃勃胀得其大无比，在《不是信》一文里，鲁迅也使用过“到国外去炸大”这一“今典”，讽刺那些不成才的留学生。
然而，鲁迅对这类“假洋鬼子”的抨击，又有自己独特的背景和角度。应当说，对一般青年幼稚的崇洋行为，他是持宽容的态度，而对那些骨子里腐朽反动的赶时髦者，如高老夫子、钱大少爷之流，鲁迅才表现出真正的厌恶，特殊的人生经验和童年记忆，使他对中国文化的黑暗面有着特殊的敏感，对“全盘西化”的现象保持着悲观冷竣的眼光，他对这类“假洋鬼子”的抨击，基本上锁定在这个批判视野中。
西方的好东西，一到中国就走样，变得恶俗不堪，这对一贯主张“拿来主义”的鲁迅是莫大的反讽。鲁迅对钱大少爷这种令人扫兴的文化怪物特别厌恶，原因不外乎此。其实，在鲁迅的眼中，钱大少爷与阿Ｑ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如果说阿Ｑ身上积淀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的话，那么钱大少爷身上除了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，还加上西方文化的垃圾或者渣滓。出于人道主义情怀与民粹主义的时代氛围，鲁迅对被侮辱被损害的阿Ｑ表现出更多的怜悯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，而对钱大少爷这种挟洋自利、作威作福的投机分子，则毫无同情可言。显然，鲁迅是以西化精英的孤傲姿态，对中国人的不可救药的“国民性”作绝望的批判的，而中西共有的文化垃圾，正是这种“国民性”的另一种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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